永远的草莓地

 
   

有一年冬天我抱着书经过一群打板球的青年学生,一年四季的大多时候,我总要为了防晒把自己裹成刚从核辐射区出走的难民,戴着帽子打着阳伞穿足够厚的帆布裤和帆布外套连手套也不放过,到了教学楼再一身汗水地在开着冷气的洗手间里换上短裤短袖和凉鞋。那天是周五下午,像每一个国定假日,打工赚钱是首要,我起得很迟,一身轻装走在社区,路过球场,路过空地,和随处可见的沙丘,温度怡人,有风有和曦。临近毕业,我很穷,帮人打点家族生意,弄丢了一笔账目,我坐在沙丘中心给家里打电话寻求支持,钱方面的。通话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家人的自责让我陷入更大的自责,泪水爬在脸上混着沙砾又痛又痒,出自娘胎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有一种想喝一杯的冲动,然而超市里贩售的无酒精啤酒具备了酒精的难喝却不具备人们真正需要的麻醉成份,那天晚上我摸着楼道里的小广告打电话给中国人经营的地下酒庄,买了几支偷渡来的廉价红酒,跟几个朋友喝到吐,秽物把公寓盥洗台堵了,当时的男友花了很大力气把盥洗台拆了收拾那滩恶心玩意儿,我又去趴马桶,磕破了鼻梁,折腾完我把男友送下楼遇到夜巡的宗教警察,我步履蹒跚,他停下警车,“were u drinking?”我的签证刚转到邻国,我连ID卡都没有,也没有钱让人去警察局赎我,我站得笔挺,“no”。也许因为红红的鼻子和眼眶,他放过我。我回到公寓越过一地狼藉爬上床,床头的窗户吹送夜晚的凉风,我推开窗户望向楼下街灯,和远处的沙丘,青春最后一点薄雾已经悄然散尽,理想不得不袒露出原本赤贫的荒漠,那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被无限绵延,很像一则故事的倒序首句。很像绝望主妇开篇的那一声枪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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